珍视我们自己的信仰

　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、延绵至今，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有文化信仰。在新的时代条件下，我们应当坚持信仰的自觉，更加珍视我们祖先传下的信仰，同时亦应展现更加进步、更加包容、更加自信的胸怀。

　　在国际交往中，中国人信仰什么，常常引起外国人好奇。因为世界上自认为有宗教信仰的人，据统计约占全部人口的84%。确实，大多数中国人不信仰宗教。因此有外国人经常问，既然没信仰，那你生活有什么准则？用什么来约束自己的行为？

　　一位资深的美国基督教神学家对我说，载于旧约的“黄金律”——“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”是最重要的信仰。我说，中国两千多年前孔夫子就有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，一直是中国人的信条。

　　那位神学家说，这和我们的“黄金律”很相近，的确也很伟大，但我们是宗教信仰，有神在监督着，你们的信仰靠谁来监督？我回答说，我们的信仰是“文化信仰”，有“诸神”在监督，就是家人、朋友、同事、邻居，这种来自周围人的社会监督很有效，无处不在；还有自我监督，就是“良心”，我们讲“天地良心”、“君子慎独”，说的就是自己监督自己。天地是“道”，对于“道”的信奉、崇敬其实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信仰的核心。这是一种有别于西方信仰形态的信仰。它具有非人格神的特点，但具有最高命令的意义，对整个社会有确立价值、约束行为的功能。

　　宗教信仰在世界许多地方培育了人们的道德，建立了生活秩序，凝结了人群，固然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重要现象。但没有宗教信仰绝不等于没有信仰。信仰具有多种形态，文化信仰也是一种坚定的信仰，而且它不排斥宗教信仰，具有极大的共融性。英国诗人艾略特称文化是“一个民族的全部生活方式，从出生到走进坟墓，从清早到夜晚，甚至在睡梦之中。”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化积淀，当然有自己的信仰传统。

　　其实，人类信仰是多元的。对一个人而言，也可能除了宗教信仰、文化信仰外，还有科学信仰、政治信仰，乃至生活信仰。比如，科学信仰，它是一种对真理的追求与执着，哥白尼、布鲁诺因坚持地动日心论受到迫害，甚至牺牲生命。维萨里研究血液循环被判死刑，居里夫人研究镭而罹患癌症，都是坚持科学信仰的伟人。

　　在不同时代、不同社会也存在着不同的政治信仰，如在中国，“留取丹心照汗青”的文天祥，“横眉冷对千夫指”的鲁迅，“碧血一腔染山河”的马本斋。很多人坚持自己的原则，甚至不惜杀身成仁，舍生取义。一场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，那么多人为之流血牺牲，不都是因为坚定的政治信仰！

　　在物质丰富的今天，反而有的人变得困惑迷茫了，这些年的快速发展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，贫富差距拉大了，甚至有些人一夜暴富引起人们心中失衡。许多人在感叹道德滑坡，价值观混乱；失去了传统的信仰，又没有补充新的信仰。有人因此提出，传统的东西是不是真的过时了，是否应当建立新的价值体系？其实，传统的价值是千百年来由民众一代又一代沉淀形成的，不是由圣贤们规定的，虽然易于传代的精炼的表达往往是由圣贤们归纳和提炼的。今天不是要把传统的东西全部推倒重来，而是要结合新的时代环境，重新提炼和发展，形成契合当前时代特征的价值信仰，它应当是在传统价值信仰上的继承和扬弃。

　　公职人员、公众人物应当成为社会价值和信仰的示范者和维护者。比如，市场经济背景下，国家与国家、企业与企业、人与人之间，在构建和谐的竞争关系中如何实现法与道德的互补？在社会转型期，公职人员如何严格要求自己？在一些地方，当灾难事故发生时，有的政府部门第一反应，不是承认事实，而是辩解，乃至蒙蔽舆论。这就容易导致公众对政府部门和公职人员失去信任，因为一些官员没有说出真相，所以就连带着说真相的官员也不被公众信任，带来本不应该由他们承受的“牺牲”。

　　文化是民族的血脉，是人民的精神家园，中华民族生生不息、延绵至今，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有文化信仰。在新的时代条件下，我们应当坚持信仰的自觉，更加珍视我们祖先传下的信仰，同时亦应展现更加进步、更加包容、更加自信的胸怀。当我们于“中国制造”之外与世界共同分享“中国精神”之时，我想一些外国友人对我们的“信仰之问”也会随之冰释。